树立与夺回：当一位县中女孩拾起“自我教育”的勇气 | 社会观察
我们关注丽华的故事，希望在对个案的记录中，揭开县中教育生态的一个侧面，描摹县中教育的点滴进步。尽管我们难以归结出PEER等非盈利机构在县中教育改革中的真正作用，但总归可以观察到县中教育经历的诸多变化。本文以PEER为案例，试图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讲述，呈现出非盈利机构介入县域教育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2012年，伴随着城市化大潮，丽华的父母决定举家从怀化市铁坡镇联家村迁到怀化市中心，希望在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当时丽华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几名，并且通过中考进入湖南省中方县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县级重点高中。丽华回忆，当时全年级70多个学生里，考上高中的还不到10个人。
“但自从上高中以后，我的成绩就‘卡住了’。”当时的丽华不管怎么努力，成绩就是上不去。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丽华还面临一门更难的“功课”，对抗孤独。
高中体育课，加上课间休息一共90分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自由活动。每当此时，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成群结队的，只有丽华一个人站在原地呆呆张望，不知道去融入哪个群体，也不知道该怎样融进去。
“因为体育课是不让同学们回教室的，我就会去超市里面假装逛超市，有时候甚至想躲到厕所里。”这种无助感让丽华十分痛苦。
那时在丽华眼里，取得好成绩、离开县中去上大学，不仅是教育制度划定的最佳路线，也是她脱离贫困和孤独的唯一选择。
为此，她尝试过深夜偷藏在宿舍厕所里背英语单词、死记硬背和大量刷题等各种方法，但越是用这样机械的方法学习，成绩越是没有起色，心中越是充满了对家人和老师的亏欠，又因为无力经营人际关系陷入更深的孤独，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更大的层面，县中教育，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曾经，县中靠“能吃苦”，闯出过一片天地。彼时，县中的学生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学习中，靠着苦读、刷题、记忆等“笨办法”，形成与应试教育逻辑相契合的“县中模式”，让一大批寒门学子通过县中、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随着城镇化脚步加快和政策变化，城市里的学校开始进行跨区域招生，即俗称的“掐尖”。他们以更优异的教育环境、师资条件等为筹码，将县中优秀的学生吸纳进城市学校中，转化成自身漂亮的升学率。
同时，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将能吃苦的“县中模式”与城市学校的跨区域招生结合起来，再配合上大批身经百战的教师，形成了超高的“清北率”“重本率”，继而吸引了更多的优质生源。
县中教育，就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衰落，进入县中的孩子，也不再被期盼成为“寒门贵子”。
林小英老师在《县中的孩子》一书中写道：“不出几年，县中衰败与生源流失就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
面对这种环境的剧变，县中自身的改变却是缓慢的，甚至停滞的。
首先是物质更新的缓慢。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含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三个方面，不同的地区划分入不同的档位，国家和地区按照相应的比例承担经费。
林小英老师观察到，在这种安排下，县中学校依然面临办学经费紧张和收支自主性不足的问题。大到盖一座教学楼，小到更换桌椅板凳，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县域中学，经费大多时候只能仰赖有限的拨款，而这些款项能够分拨多少、何时分拨到位，又掌握在县级政府而非学校自己手中。
硬件条件举步维艰，起到“锦上添花”作用的素质教育，就更成为一纸空谈。
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2021-2022学年）》（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写道：“音乐、体育、心理教育、性教育等传统意义上的副科，对素质教育来说是必修课，但对应试教育来说则是可有可无。在师资力量不足的乡村地区，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境地”。
《调查报告》显示，县乡地区的基础教育依旧在扮演晋升通道的角色，而且这个通道本身是残破不全的，不仅缺少音乐课、美术课等所谓“副科”的专职教师，就连没有英语老师也是很常见的。
就这样，对于丽华这样个体而言，“教育资源有限-学习成绩差-身心健康受影响-得不到有效帮助-成绩进一步下滑”，成了困住他们的循环魔咒。
而对于整个县中教育，“教育条件落后-学生资质一般-高考成绩不理想-学校名声差-优秀生源流失-学校无法获得更好的资源”，这样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也在隐秘地进行着，并且把更多像丽华一样的学生拖入深渊。
丽华参与的公益教育项目致力于在县域中学推广博雅和人文素质教育，旨在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体验。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县中教育环境存在的问题开始显露。
“压抑”，这是公益教育组织PEER的宣传官梁欣然发现的问题，在她的观察中，这种压抑首先来自空间。
面对不断收缩的活动空间，人文素质教育应致力于为学生提供自由空间，让学生拥有自主选择权。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学校里面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他连别的班都不敢去，因为学校一般也不让串班。然后他进老师办公室，其实不太敢进。”梁欣然告诉我们，“它的活动范围很小，要么在操场上，要么在教室里，要么在宿舍里，但总是被要求，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让他无所顾忌走进走出的地方。”
梁欣然曾观察到，在长沙市长沙县的项目办公室旁边一座高楼上，能够同时看到一所县级高中和一个戒毒所，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群人，竟然拥有一样的生活轨迹。“一群人出来了，在操场上做操，然后一群人又进了教室或者监狱，如此反复，很有隐喻感的一个画面。”
以此为改变的出发点，一个开放活动空间空间由此诞生。
这个空间最初的设想很简单，只是一个用于学生在下课或午休时间进行阅读和活动的开放空间。但是与学校里其他地方不同，学生进门不用打报告，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丽华就读的中方一中开辟出的活动空间为例，这里有摆满书籍的书架、供团体讨论的圆桌，还有满墙的照片和挂在空中的气球，是一个综合了图书馆、音乐教室、活动室等多种功能的综合空间。进入其中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
“他们可能就是来活动空间下一局棋、翻个书、和朋友聊聊天，他们就是需要这些事情，没什么特别的。”梁欣然说。
在为学生提供属于他们的自由空间之外，如何帮助学生探索自我、面对自我，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命题。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PEER的戏剧疗愈工作坊项目。”丽华说。在该项目中，参与者可以通过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进而完成自我疗愈。
在一次活动中，工作坊的主持者竹飞引导参与者用自己的身体去表演一个参与者的内心场景。丽华在这次表演中，不由得想起曾经在农村的生活：在田间劳作的父母，虽然辛苦但健康；想起秋天父亲给自己抓的大螃蟹，想起家里的玉米丰收随手摘的野果，还有8月里那么丰盛的猕猴桃，满树的果子，全家人怎么吃都吃不完。
还有家里的小黄狗。小学时，丽华需要穿过阴暗的山谷，再翻越一座山才能走到学校。小黄狗总会在半山腰的地方就飞奔过来，然后陪她慢慢走回家。
丽华在戏剧疗愈中感受自己
也是在那次表演之后，丽华第一次将心中所有的压抑一股脑儿倾诉给了公益教育组织的老师，虽然丽华已经想不起来当时老师对自己说了什么，只记得听了老师的话之后，她转身飞奔向学校的大操场，围着那个操场使劲儿地奔跑。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丽华说。
优质的人文素质教育，更应该让人打破应试教育的藩篱，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有了前述的经历之后，丽华“自我教育”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也逐渐清晰起来。
曾经的丽华以为，世界上的书籍只有那些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阅读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互联网对她来说也只是一个社交和娱乐的工具。资源就以这样“平等的假面”被丽华和很多身处县域的孩子“不平等”地利用着。
“直到人文素质教育为我打开了一扇看到外面世界的窗。”丽华说。
透过这扇窗，丽华看到了学习的更多可能性。她通过和公益教育组织的驻校志愿者沟通，了解口语沟通表达的方法技巧；通过参与游学项目，发现和不同的人群对谈，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她开始更为广泛地、带着好奇心去主动阅读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借助互联网接触公众号文章、TED演讲等新鲜事物，甚至在线上的社群中主动发起读书会，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会独立思考，去探索、阅读和反思，和不同的人产生思维碰撞。意识到高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真实的世界。”在回答“我是如何成为我的”这个议题时，丽华这样说道。
正如在溆浦一中工作的驻校志愿者邓鹏卓所说：“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人成为更完整的人，就是让他成为他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任何别人让他成为的人，不是为了给他施加任何（东西），不是为了跟这个系统对抗而存在的，而是让他还原他自己本真的那个状态。”
在高考中，丽华的成绩还不到400分，这个成绩只能匹配到大专院校，这也是多数同龄、同分数的人眼中最好的选择。但是丽华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读大学？”
丽华与伙伴们在少年E计划活动现场
经历过探索和失去，丽华发现自己仍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于是，她决定先回到既定的轨道上去。她给自己设定了一年的期限去体验大专生活。她想，如果一年时间自己可以适应并且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么就继续读下去，努力专升本，甚至读到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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